1937年7月底正规配资平台app，北平沦陷。
日军进城第二天就直奔故宫，却发现宫里的精华珍宝——13491箱文物，早在四年前就已南迁。
剩下的文物，日军折腾了八年，却始终没能大规模洗劫故宫主库。
那么，在日军眼皮底下，留守的故宫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
01
日军占领北平没几天，故宫就涌进来一拨又一拨的人。
有关东军的、有伪政权的汉奸、还有想发国难财的投机分子——所有人都盯上了故宫。紫禁城里的宝贝，谁不想捞一把？
可这帮人兴冲冲进来，却扑了个空。真正的精品早就转移了。
时间拉回四年前。1933年2月到5月，山海关失守，北平告急。故宫博物院顶着巨大压力，分五批紧急南迁了13491箱文物。近9000幅书画、2万7千多件瓷器、2600多件铜器，还有《四库全书》等无价文献，全在军队护送下，趁夜运出神武门，秘密南下了。
等日军反应过来，好东西早就没影了。
但他们并没死心。虽然顶尖的宝贝运走了，可留在北平各库房的文物数量依然庞大——古物馆、文献馆、秘书处、颐和园、古物陈列所……加起来还有好几千箱。
日军开始变着法子下手。
而此时，故宫里有个人站了出来，成了日军计划的最大障碍。
他叫张庭济，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。院长马衡南迁前，将北平院务全权托付给他。
张庭济是浙江平湖人，北大英文系毕业，平时爱写字画画，和溥仪家族的画家们也颇有往来。七七事变爆发时，三位馆长都已离平，马衡院长也随文物南迁，偌大的故宫，就剩下张庭济一人独撑大局。
这担子，太重了。
1937年11月，他代表全体留守人员致信国民政府行政院，汇报危局，请求指示。行政院的回函很现实：形势所迫，请你们“相机应付”，政府无力支援。
张庭济和留守同仁，就这样在日伪统治下，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周旋。
02
日军想抢文物，却不能明抢。
一来，故宫在国际上声望很高。1936年伦敦故宫展影响巨大，若公然抢劫，国际舆论压力太大。
二来，日军想把华北打造成“长期占领区”，扶植了伪政权。他们视故宫为“伪府收藏”，想细水长流，不愿吃相太难看。
三来，还得给溥仪留面子。溥仪在东北当“满洲国皇帝”，日伪有协议，要保护清宫陵寝，故宫也算在内。
所以日军最初的策略，不是硬抢，而是想扶植一个亲日的院长，从内部掌控故宫。
但这招失败了。
“地方维持会”时期，前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出任文化组主任，试图向故宫拨款，借机插手。张庭济无奈暂收补助，但坚决不让对方介入管理。
王克敏伪政权时期，王克敏想自任院长，让张庭济代行职权，被张庭济直接拒绝。
故宫内部也出了汉奸。职员张国靖（原清醇亲王载沣家奴之子）勾结摄政王府大管家，想借日军势力当上院长。
二人软硬兼施，拉拢留守人员，排挤不合作者。张庭济见势不妙，紧急联络在华北伪政权任职的旧识汪时璟，请其设法周旋、拖延。
转机出现在1942年6月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行派祝书元等人接管故宫。张国靖和王府管家的算盘落空，日军也不再直接干预。
祝书元虽任伪职，却未损害故宫利益。这总比汉奸或日本人直接控制要好得多。
就这样，张庭济带领留守团队，用尽办法拖延、应付、周旋，让日军和汉奸始终无法真正掌控故宫。
03
日军虽未夺得管理权，小动作却没停过。
1937年8月，日军强行闯入故宫和颐和园，劫走多箱文物，损失不详，但确凿存在。
日本关东军获悉故宫藏有光绪朝修《会典》时征集的车臣汗图，强行索要。
张庭济提出提供照片或副本，被拒。
日方派钱桐、武田熙桥等人前来强索，双方争执激烈，几近冲突。
最终故宫被迫同意“出借”三个月，但坚持让钱桐等三人立下临时借据，并要求日方使馆补交正式借据，到期必须归还。
清室载涛、载润等人以“修缮玉牒”为名，要求调阅宫藏玉牒，被拒后，日伪派祝瑞霖再来交涉，再遭严词拒绝。
1938年6月，日伪宪警两度闯入太庙图书馆，以“检查”为名，搬走、撕毁大量书刊。张庭济一方面命馆员清点损失、密藏“敏感”书刊，另一方面通过关系向华北政委会交涉，最终追回部分书籍。
几次交锋后，日伪见故宫制度严密、账目清晰，虽始终贼心不死，却再难找到合适机会大规模下手。
故宫文物主库，就这样被艰难地保了下来。
然而，日军并未罢休，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别处。
04
1944年，局势急转直下。
日军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连遭挫败，战略物资极度匮乏。为此，日伪在北平成立“金品献纳委员会”，发起“献铜献铁运动”。
名义是“献”，实质是抢。
故宫这次在劫难逃。
日军很快盯上宫里的铜缸和历史博物馆的铜炮。“借游览之名来宫中调查铜器者，不乏其人”。
1944年，形势比人强。日军征收指标极高，仅北平一市就需上缴铜铁40万斤。
为避免日军直接闯入造成更大破坏，张庭济带领同仁将故宫辖区内200多口铜缸清点造册，分类登记，主动请华北政委会来院审定。
他们最终选出无款识、难断代的铜缸54件，外加2尊铜炮，总重2095斤，被迫上交。
这些都是明代遗物，最终被投入熔炉。
日军贪欲不止于此，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座、铜炮1尊。
所有这些铜器，悉数被熔为军需。
这还不是全部。根据故宫战后统计，古物馆损失191箱、文献馆损失1734箱、前秘书处损失826箱、颐和园损失89箱、古物陈列所113箱，总计2953箱。
1944年6月，院藏珍贵古籍11022册遭日军洗劫。
午门历史博物馆亦有1372件珍贵文物被劫往天津。
这批文物刚抵津，日本即宣告投降。张庭济等人随即会同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”专员王世襄，赶赴天津接收。
结果发现文物“有的已残破、毁坏，共重4460公斤，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”。那54口明代铜缸，早已不知所踪。
八年抗战，故宫历经地方维持会、王克敏、王揖唐三个伪政权时期，内外交困，风波不断。
但在张庭济与留守同仁的拼死守护下，故宫文物主库及大部分珍藏，终究得以保全。
05
1945年10月10日，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举行。
11月8日，张庭济主持编纂《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》，呈报院长马衡。
报告中写道：“北平本院自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，华北告陷时起，即密饬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，相机应付。数年以来北平本院文物，终因该处长忍辱负重，赖以无恙，幸免散失。”
早在1938年秋，马衡院长就曾致信张庭济，感念其苦守艰辛：“门户支持已一秋，贤劳多为我分忧。覆巢犹幸能完卵，守阙于今赖运筹。”
八年间，故宫院务不仅未中断，还取得意外成果。留守团队于1942年底重启文物清点，至1943年，共清点造册二十余万件。
这些详实的记录，极大增加了日军掠夺的难度。
与此同时，南迁的13491箱文物，也正经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。
七七事变后，这批国宝分三路西迁：北路7285箱经徐州、西安、宝鸡，历时48天抵汉中，再越秦岭至峨眉；中路9369箱经汉口、宜昌、重庆、宜宾至乐山；南路80大箱经汉口、长沙、贵阳，密藏于贵州安顺华严洞。
押运的故宫人，在战火中与敌机周旋、与土匪斗智、在雪山上艰难前行，数次车辆倾覆、船只遇险，却以命相护。
有几次，文物前脚刚运走，日军轰炸后脚即至。曾有运送车辆坠河，万幸所载为档案图书，箱体未损。
南迁文物在后方辗转整十年，直至1947年6月，才全部东归南京。
这场迁徙，创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奇迹。
留守北平者与文物西迁者，一在敌后坚守，一在征途跋涉，共同守护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根脉。
史实来源
本文基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故宫博物院档案、马衡与张庭济工作报告、战后文物损失统计报告等一手史料正规配资平台app，并参考刘楠楠《张庭济与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》、祝勇《故宫文物南迁》等学术专著。文中所有时间、人物、事件及数据均有可靠史料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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